云南省昆明市城乡融合专项组办公室印发《昆明市2021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工作要点》(以下简称《工作要点》)，提出通过全面放开落户限制、健全配套政策体系等措施，促进农业转移人口有序有效融入城市。

昆明是今年首个提出全面取消落户限制的省会城市。去年5月，云南就提出取消昆明市主城区落户限制，希望以此增强城镇对人口的承载力和吸引力。仅一年时间，昆明便已从取消主城区落户限制发展为全面放开落户限制，成为继河北石家庄、江西南昌、宁夏银川、福建福州、山东济南之后，国内第六个全面放开落户限制的省会城市。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太元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日渐加速，劳动力尤其是体力劳动力数量减少，已对各地的经济发展尤其是“超速发展”、“跨越式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

“如果各省会城市还是墨守‘吸引人才迁入、防止人口增量’的旧政策框架，很难解决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问题。迁入政策‘零门槛’，在一定程度上能解决劳动力不足问题，至少可以解决结构性供给不足的问题。”王太元说。

6省会人口稳步增长

随着各省逐步全面放开落户限制，部分省会城市率先放开落户，成为“零门槛”落户的排头兵。

2019年3月18日，河北省会石家庄提出，全面放开城区、城镇落户限制，实现城区、城镇户口准迁迁入业务“一门办、即时办”，户口迁入“零门槛”。

这是全国在近年来愈演愈烈的人口争夺战中，首个以“零门槛”落户政策吸引人才的省会城市——不限学历、不限年龄、不限社保。

2020年4月14日，江西省南昌市提出全面取消在南昌市城镇地域落户的参保年限、居住年限、学历要求等迁入条件限制，实行以群众申请为主、不附加其他条件、同户人员可以随迁的“零门槛”准入政策。

此外，济南、福州、银川也在2020年都提出全面放开落户限制。其中，福州从2021年1月1日起实现落户、投靠“零门槛”。

省会城市争相放开落户政策，与其自身的人口规模相关。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这6个省会城市人口近10年呈现逐步增长态势，增长率均在10%以上。其中，银川增长率最高，达到43.45%，次之为昆明，增长率为31.53%。

具体至人数增量，昆明最多，10年间增加了202万。其次为南昌(121万)、福州(117万)、济南(108万)及石家庄(107万)，银川增长人数则不足百万(86万)。

但从人口总量来看，6个省会城市中，只有石家庄达到千万人口级别。2020年，济南、昆明、福州常住人口分别为920万、846万、829万。

济南、昆明将千万人口计划写进了“十四五”规划，福州则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出：城区常住人口达500万，加快形成千万级人口城市。

时代周报记者注意到，目前还有其他省会城市发力降低落户门槛，如湖北武汉。

6月11日，湖北提出，进一步降低武汉市落户门槛，推动武汉全面落实取消进城就业和居住5年以上和举家迁徙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稳定就业生活的新生代农民工、农村学生升学和参军进入城镇的人口等重点群体落户限制条件，改进积分落户办法，确保社会保险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从最难落户到“落户自由”

10年前，省会城市一度设置了较高的落户门槛。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曾在2010年对我国主要城市的落户门槛作数据分析，并对城市落户门槛高低作出排名。

在这个评价体系内，省会城市落户门槛从高到低排名，前十名的城市依次是：广州、杭州、西安、济南、南京、南宁、海口、福州、成都、武汉。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解读称，城市设置落户门槛时呈现出较大差别，经济发展水平高低与落户门槛高低成正比，同时流动人口比例越高的城市，落户准入条件也会越高。“从排名来看，落户门槛高的省会城市一般是综合实力强、落户需求大、经济发展较好。”

10年后的今天，部分省会城市正在实现“落户自由”。

如西安、成都，曾排在最难落户省会城市第三、第十名。过去十年间，两地分别增加了448.51万人、581.89万人，增长分别为52.97%、38.49%。

与此同时，西安和成都的经济实力也在逐步上升。2020年，西安、成都GDP分别为10020.39亿元、17716.7亿元，均实现破万亿的目标。

不难看出，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尤其是在“强省会”战略下，做大人口规模对省会城市的经济发展意义重大。

据时代周报记者不完全统计，2020年常住人口在1000万以上的省会城市共计9个，包括广州、成都、西安、郑州、武汉、杭州、石家庄、长沙、哈尔滨。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口大城多是经济强市。

这9个省会城市中，有7个进入了“万亿GDP俱乐部”。其中广州超过2万亿元，成都、西安等6个省会城市超过万亿元。

如今，作为第六座“落户自由”的省会城市，昆明提出了破万亿的经济目标——2020年，昆明GDP为6733.79亿元。按照“十四五”规划，到2025年，昆明将实现经济总量突破1万亿元。

在王太元看来，中国已全面进入以市场需求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市场经济时期，“对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城市人口总规模的增加早已不是负担，而是发展动力。”他认为，省会城市如果不能尽快把人才队伍和人口规模做大，则很难成为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会缺乏辐射力和影响力，无法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 (谢江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