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今亮点!云迹青年丨破“风”前行 步履不停
发布日期: 2023-03-16 19:48:57 来源: 云南网

1957年,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县在坝汪村的深山幽谷里建立了麻风病集中医治点。当时,没有名字的村子被用“那个村”指代,村里56户180余人中麻风病患者80余人。在那个“谈麻色变”的年代,聚集了大批麻风病人的“那个村”无疑是一个禁区。

当地村民始终相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于是,1986年,当村里迎来第一位教师的时候,180余名村民在政府给自己的补贴中,集资了35元人民币,经过高温消毒后交到这位老师手里,为的就是留下他。这位老师也不负众望,直至今日仍旧坚守在落松地村,他就是农加贵。37年来,农加贵和村民们一刻也未停止努力,他们让孩子摆脱麻风,走出大山。

“那个村”有了一个好名字“落松地”

2021年6月,应一家爱心企业邀请,农加贵带着五年级的6名学生坐了一次飞机。现在,这6名学生已升入初中。“我相信他们很快就能适应新的环境,更多的是对他们的想念。”随即,农加贵回忆起第一届毕业生到中学报到的场景……


(相关资料图)

1992年,学校10个学生以最高分206分,最低分135分,全部被广南县第五中学录取,那时的录取分数线只是115分。这是这个村子第一批走出大山的孩子。农加贵想填报志愿涉及“家庭住址”一栏,总不能填写“麻风村”吧?于是和村长商量,得给这个名气很大的山村起个名字,当地人种植的花生个个颗粒饱满,当地方言中管花生叫‘落松’,干脆就把村庄起名叫‘落松地’,也就是‘花生地’的意思,于是“那个村”终于有了朴实而又贴切的名字。

报到当天,农加贵帮忙办好入学、住校手续准备离开时,这些孩子一个个不安地拉着他的衣服哭个不停。“安抚他们过后,我更多的是担心这些孩子离开我以后怎么生活。”农加贵说。

“落松”的孤独与“复试教育”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农加贵说,“当时,他们远远地看着我,这些家长没有一个是肢体健全的,有的跪着前行、有的手秃指缺、有的嘴巴歪斜。”

1986年9月1日,在四叔农春盛和医生农炳康的“护送下”,农加贵来到“那个村”成为一名代课教师。学校是一间20平方的隔离治疗室,简易的土坯房子,离村子还有3公里路程。

那天,8名身体残缺的家长带着12个孩子,或站或跪,在30米开外的地方,不敢走近,生怕自己的样子吓跑第一个愿意进村教书的老师。气氛凝固,村民和孩子不敢说话。农春盛大声地说,这就是你们村的老师,叫农加贵,以后就放心把孩子送到这里学习。

话音未落,村民们使劲地拍着没有手指、没有手掌的手,脸露出久违的笑容,面容扭曲。这样的场景让农加贵心生胆怯却又不敢离开,生怕自己亲手粉碎麻风村人的希望和梦想。

其实,第一次看见麻风病人的样子,农加贵只想掉头就跑。

“你要是走了,村里的孩子们怎么办呀?从来没有人愿意当他们的老师。”预料到农加贵可能会放弃,治疗点的医生急忙劝他。

去“麻风村”代课是恐惧的,农加贵同样胆怯、退缩。于是,四叔“护送”他到隔离区,让治疗点医生详细介绍麻风病症状、医疗技术、麻风村患者治愈情况,以及怎样去预防传染,他紧绷的神经才得到稍微舒缓。

“落松”的孤独与“复试教育”

自此,农加贵留了下来,没有课本,农加贵就到处托人找来旧的课本;没有充足的试卷考试,农加贵就把题目抄在黑板上,让学生们一边抄一边做;没有老师愿意到这边监考,农加贵就又担起了监考老师的职责;没有学校接收四年级以上的“麻风村”小学的孩子,农加贵摸索出循环复式教学法,一鼓作气把孩子们教到小学毕业,一待就是36年。

农加贵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开始一步一步走近他们。他总想,病毒就藏在孩子们的衣服裤兜里,掉落在地板上、桌椅上、弥漫在空气之中,恐惧、煎熬,一秒钟都觉得无比漫长。下课铃声一响,便屏住呼吸、大步冲进隔离室擦拭酒精,喝一小口兑水的酒精,抚慰接近崩溃的内心。

每次回到教室,孩子们一个也不敢乱动,都乖乖地坐在原位,怯生生的担忧写在无助的脸庞上,每当看到孩子们渴望的眼神、担心的表情,农加贵便咬紧牙根,克服心魔,坚持一年又一年。

起初,农加贵也从只敢站在讲台上讲课,慢慢地敢走到每个孩子的课桌旁;从只敢远远地注视孩子们,到敢拉着他们的小手做游戏。在“麻风村”,他们是第一批接触老师的孩子,第一批与外界的人牵过手的孩子。他们僵硬的表情慢慢舒展,学会了笑,学会了交流。

1989年,这一批孩子完成了三年级学业,按当时的教育模式,他们应该到其他学校继续完成学业,可这样一群特殊的孩子,大部分家长不同意、学校不接收。不服输的农加贵又跑了最后一家学校,对方说,不是不愿意接收,可是学校桌椅板凳不够,没办法。家长们听到后,连夜赶制了十套书桌凳子,让农加贵拉去,这时对方才一脸为难地说:“哎呀农老师,桌子不够只是借口,我们就是不愿意接收这些学生,其他家长会不高兴的。”

一番话把农加贵打醒了,没有一所学校会接收他的学生,农加贵默默地带着孩子们回村。三年的麻风村教学经历,农加贵是同样的孤独。开会,同事不敢靠近;吃席,亲朋不敢同桌;结婚,女方父母坚决反对。这样的特殊“待遇”成为一道鸿沟,横亘在“麻风村”与社会之间,因此,农加贵感同身受他们的孤独和不被接受的绝望。为此,农加贵决定把三年级办成六年级,把已经回家重复父母生活足迹的孩子们叫到学校继续上课。同一个班级里,往往坐着不同年段的孩子,上完三年级又上六年级,“复试教育”由此而生。

“一生中最难忘的那顿晚餐”

农加贵的第一届学生中,除了2名孩子中途转学,剩余的10名孩子全部凭借高出录取分数线的成绩被广南县第五中学录取。收到录取通知书当天,农加贵与村民围坐在一起,吃了第一顿饭,喝了第一顿酒。

碗筷是刚买回来的,全新。一桌饭菜散发着香味,特别是那碗刚炒出来的腊肉,油光透亮、香味逼人。这对于1992年尚属很困难的广南县农村,这顿饭菜已是招待贵客的标准。

村民们只是笑眯眯地看着农加贵,但不动筷,他们要等农加贵和农炳康这两位客人先动筷。村民们担心自己动过筷的食物,老师和医生不敢吃。

起初,农加贵也从只敢站在讲台上讲课,慢慢地敢走到每个孩子的课桌旁;从只敢远远地注视孩子们,到敢拉着他们的小手做游戏。在“麻风村”,他们是第一批接触老师的孩子,第一批与外界的人牵过手的孩子。他们僵硬的表情慢慢舒展,学会了笑,学会了交流。

农加贵心里还是忐忑极了,他不敢动筷,只顾一个劲儿地喝酒。和皮肤病防治站的“医生”在一起混了6年,他知道饮食就是麻风病传染的途径之一。

农加贵甚至有些后悔,“为什么要答应留下吃饭呢?但愿上天保佑不要出意外,别染上病。”时隔25年后,农加贵说起1992年夏天这顿晚餐依旧记忆犹新,“我尽量不吃菜,尽量喝酒,因为之前医生告诉我,酒精可以消毒,可以防麻风病。”

其实,这顿晚餐他无法拒绝。当天,麻风村小学全部10个学生“小升初”考试成绩,最高的206分,孩子们用优异的成绩证明他们并不比别人差,哪怕只有一个老师、哪怕教学条件再简陋、哪怕基础再落后,他们仍不服输。这是他的第一批学生毕业,而且100%考上了中学。

农加贵作为一个外来人吃了这顿饭,村民感觉 获得了外部世界对他们的尊重和信任,农加贵也因此获得了村民的极大好感,可以说拆除了横亘在村民和外部世界之间的心理篱笆。

也就在这一年,村里最后一个麻风病人痊愈,“麻风村”更名为落松地村,学校也从山脚下原是诊所的旧址移到了村内的新址。

“老师是一个结 将我和落松地村联系在一起”

“用酒精预防麻风病的说法,即便在当时,我也不相信,但农炳康还告诉我,学校不在麻风村,在‘医院’,距麻风村有3公里多,我和‘医院’的3个医生共同居住生活,麻风村的孩子没有病,而且是每天从麻风村走出来读书,我不用去到麻风村。”

医生做伴、麻风村又隔得较远、不直接接触病人,这些条件使农加贵决定留下来。于是,农加贵成为了代课教师,每月领着19元工资。

“村民给我的补助,是通过高压锅消毒后经由医生的手给我的,直到第二年我提出不要再蒸了。”农加贵说:“1989年以后,政府给农加贵的教师补贴增加到了每月45元,但村民依旧每月给他35元。”

“这是1995年我教一年级学生时用的语文和数学课本。”现在他的办公桌上依然可以看到两本泛黄的课本。那时,农加贵还只是一名代课教师,落松地小学也只是村民自办的一个教学点,学生们用的课本都是从坝汪完小找来的旧课本。

“这两本课本是一年级第一次用到新课本,发了14套,我和13个学生人手一套。当时我是用编织袋装扁担挑,从坝汪完小走一个小时山路挑回来的。”更令农加贵高兴的是,新课本的发放意味着落松地小学不再是村民自办的一个教学点,成为了村小,办学的经费有了保障,他和13名学生不用再四处找旧课本,不用再四处筹集教学经费。

到1998转为公办教师之前,十多年间农加贵的工资总共只有5040元。落松地的村民知道下一代要走出麻风村唯有读书,给了农加贵诸多的帮助,他们划了半亩稻田种植水稻、1.5亩山地种植玉米来给他喂养鸡鸭改善生活,“田地全部由村民帮助栽种收割。”

现在的落松地小学校址从1986年以来,已经三迁,“最早就是和‘医院’在一起,用的教室是‘医院’的一间屋子。后来搬离‘医院’,在距‘医院’约50米的一个小山包盖房,作为学校。再往后就直接与‘医院’彻底分开,直接从山谷谷口搬回到麻风村,在村子边建盖学校,这也就是今天的落松地小学所在地。”即使是今天的学校,在原校址上,校舍已经重建过。

几次学校校舍新建和迁移,都是麻风村村民举全村之力来参与建设的,“第一次到‘医院’旁边建新校舍,那是一个小山包,必须推平才能盖房子,我先是找了一个开推土机的朋友,全部事项都谈好了,但到要动工的那天,他因为害怕变卦了,没有办法,村长号召全村的成年人用人力来推掉那个小山包。”

村民有的赶牛来拉土,有的是3个人一组,两个人用绳子拉擀板(当地的农用工具),一个人使劲把擀板摁进土里,一趟一趟地硬拉,硬是用了1个星期,把小山包推平,然后村民动手,建起了两间教室。而在此之前,是村民自发集资了8000元用于建校。

“现在的落松地小学校址是1999年迁入的,那时有两间平房,是村民们用石块垒起来的,房屋质量肯定不行,用到2002年,政府出资,才扒掉重建,学校小操场的地坪,也是村民出力平整后再用三合土打起来的,一些病人跪着用锅铲收浆的情景我至今历历在目。”

“老师是一个结,紧紧地将我和落松地村联系在一起。”农加贵说。

上课之余,他成为了村里的电器维修员、夜校扫盲班教师、政策宣传员等。1998年,县教育局把农加贵调到离家更近,交通更方便的下坝小学,孩子们怕再也见不到老师,于是打着破烂的雨伞,披着用化肥袋子做成的雨衣,顶着倾盆大雨把农加贵老师送到下坝小学,哭声雨声,声声锥心,难以释怀的农加贵,第二个学期就主动申请回到学校、回到孩子身边。

由于这个村庄的特殊性,孩子送出去读书的可能性基本没有,必须自己办学。所以,当下“集中办学”的教育改革对于落松地小学来说,或许被迫只能是一个例外。

令人欣喜的事发生在2020年,落地松村小学迎来了一名教师,她叫朱丽丹。她的加入,补上了农加贵开不了的英语课。同时,朱丽丹还负责语文、道德与法治等科目的教学,农加贵则继续负责数学、科学两门科目。三年来,朱丽丹的专业、认真、负责,获得了学生和村民们的认可,落松地的故事,还在继续。

云迹青年融媒工作室出品

作者:普孟秋周西杨杨梓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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